俞敏洪：我的退与进
高小山说
过去一周，新东方直播带货平台——东方甄选持续“火出圈”，双语“带货+教学”的模式成为了直播界一股清流，甚至带动了新东方在线的股价暴涨。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老师在个人公众号“老俞闲话”中写道，“这也可能是一时的热闹，但我确实希望东方甄选能够从此打开局面，为新东方的发展，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不管是一时的热闹，还是新的发展，我们大多数人始终是相信俞敏洪老师，相信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人，终究会有属于自己的道路。
以下为2020年4月俞敏洪老师在高山书院的特别对话节目「三缺一·科学观世界」中的分享，谈及疫情、科学、未来方向和生命的意义。
人类总是要经历一些灾难才会变得更加理性。
我认为，疫情之后的世界会变得“更好”。不一定是说经济上更好，也不一定是说大环境更好，而是从人来说，让大家回归一点谦卑，回归一点对自然的敬畏，让大家做事情的时候更加有耐心，也更让大家知道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世界的和谐相处对人类发展来说是多么重要。
从这个角度，我说是“更好”。
这次病毒带来了人类的灾难。可能会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一个新起点。当然这个起点是用这么一个灾难性的东西来开启，是不好的。
把时间的尺度放宽，人类面对的瘟疫已经有几十次、上百次了，不算新鲜事。但对于任何一代人来说，它都是新鲜事，因为个体的生命最多跨越100年。
人类社会之所以在过去200年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是因为人类的科学、理性和情感在不断冲突的过程中，进行了理性结合。
什么是科学？
科学体系与信仰体系
大家原来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技术的发展、宇宙观与世界观的改变。等到科学真的开始解决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问题的时候，人类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精神困境。
在科学发展中，大家认为牛顿的定律、机械论的状态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当时的社会科学就把它引入了。
当人类开始用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问题时，发现很多问题用科学是解决不了的，比如宗教问题、信仰问题。
科学带给人类最大的无助是把人类千年以来坚定不移的信仰体系打破了，却又没有办法用科学体系去代替信仰体系。
因为科学体系只是支撑了人类的底层生活，它没有办法支撑人类的精神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人类在迷茫中不断探索，比如出现了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等。
这是必然现象。因为人类的精神进入一个真空状态的时候，必然要用各种各样的态度去弥补。
这时会发现在人类前进的方向上，科学可能不应该仅仅包括从技术方面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和人类对宇宙的探索问题。
人类目前对宇宙的探索可能也就达到10%左右，再往后，科学可能还会出现对人类宇宙观的颠覆性影响。
这些影响带来的是人类对世界认知的飞跃，但是不管飞跃多大，它都没法解决人类的精神问题，没法解决人类的心灵充实和心灵的意义问题。
我觉得科学应该把这些东西包括进去，并且到了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时候，人类的生命才是完整的。
一方面通过科学不断促进人类物质生活的繁荣；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科学与情感的结合，不断推动人类精神生活的繁荣和精神生活的安放。两者加起来才能说，这是科学。
只说社会科学或者只说理工科的科学是不够的，人类是不是可以创造一种信仰科学，或者一种精神科学，并且用这个东西来解决问题。
科学与社会科学
仅仅把自然科学归为科学是一种偏见，毫无疑问，现在社会科学是科学的重要分支。
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研究，那么人类走不出宗教，走不出迷信。
如果只用科学和理性让人类走出了宗教和迷信的怪圈，人类确实在精神上的认知得到了一次飞跃，但是它又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这个空洞，可以打比方说，我们看到物质繁荣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偏向于物质，很多人买买买，买到最后就失去自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一定是有另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解决？肯定不是靠宣讲，不是靠空洞的说教，也不是靠某种理论，一定是一种实践活动才能够解决的。
这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大脑认知中是一定能找到依据的，这就是未来脑科学与生命科学要特别研究的重要的东西。
精神心灵的寄托问题，中国人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与政治信仰无关，某种意义上与宗教信仰也无关，也不能让大家假装不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每当人感到孤独、感到迷茫、感到无所依托的时候，这种问题都会冒出来。
当然中国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加喜欢世俗生活。他对任何事情的寄托都希望跟自己的世俗生活结合起来。
比如民间佛教。拜的时候，前面关公像、财神爷等全都有，这反射了中国人对生活平实的看法，只要让我生活安宁了、平稳了，我就相对来说安心了。
实际上它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就是当老百姓不能丰衣足食、不能安居乐业的时候，通过拜佛能够填补一部分的心灵。
但现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物质方面已经比较自足了，他会想到他还要向更上一层走。马斯洛五大需求理论（高小山注：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也解决不了人的这个问题。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追求高尚，并且有把高尚的东西作为自己归宿的能力。
科学与伦理观
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科学家和伦理道德的体系分开的过程。科学家研究出来、发明出来的东西，他其实不负责到底。
比如说任何一个新的科技发明出来，都可以用到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那么到底用到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科学家本身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更多的是整个社会体系愿意用到哪个方面。
到今天为止，科技的进步把整个社会伦理体系打碎以后，重建工作也依然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反映到了社会结构方面，比如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本身就是相反的理论，到现在也没法解释未来世界的社会结构到底会往什么方向走。
而且往什么方向走也不是由一个理论可以决定的，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政体、不同的利益在推动这个社会。
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人性的进步或者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也不能说它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也许它可能就是这样的。
某种意义上，人性和人的思想、意义的发展也许和科技不一定有关系。
比如今天谈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时候，他是很落后的宇宙观，他的东西与今天科学研究出来的完全不符合。也许到未来的某一天，倒过来看今天的量子力学可能也是很落后的东西。
但是亚里士多德当初建立的伦理观，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其实到今天并没有过时。
科学本身的进步没有办法满足人性所希望达到的更高的层次和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境界是，人在遇到任何情况之下，能坚守一些人类共同聚集在一起生存的底线，并且能够在这个底线之上，个人还能力所能及地生发出更加崇高的、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一种状态。
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有的人善良大爆发，有的人恶念大爆发。
原来我们愿意帮助别人是因为老天看着、上帝看着，不帮助的话可能就变成罪人，有原罪，老天会报应。现在这些东西都被消解掉了，袪魅了。
人类要有更加高度的自觉性，能够坚守一些人类共同生存的伦理规范。这件事情要比原来难做得多。因为原来是有某种外力强迫你去做，不做的话，你知道会受到报应和惩罚。现在外力没有了，要靠内驱力来做。
对一般人来说，要建立这种内驱力，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从小到大的一种深受信任的教育带来的结果。
实际上大多数的人后面并没有组建起一个不管是共同的还是有所差别的系统。
比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和全世界遵循的人类共同遵守的一些规范放在一起看，基本是吻合的。
但是到具体事件的时候，各个国家就会有不同的差别。现在依然还有政体的冲突、信仰的冲突，还有其他各方面不同文化造成的冲突。
因为科技的发展，人类做得最成功的是全球化。但悲剧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各样渠道互通的情况下，人类的文化或者对于人基本的行为规范、伦理规范、人生意义寻找、人与人相处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共识的。
没有共识最后导致了人类的冲突依然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单个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疫情期间的思考与回应
为何写老俞疫情日记
疫情前面两个月是呆在家里没事干，除了读书就是写东西。我原来喜欢游山玩水写游记，现在只好写日记了。
最初我认为这次疫情是像非典那样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事件，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次疫情会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几乎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只是想着把每天看到的东西去写一写。凭着个人感觉尽可能公正的、中立的、不带有感情色彩来的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去写的。结果写完发出来以后，发现很多网友喜欢看，先是三五万人，后来到了十几万人。
我做事情是这样一种习惯，既然开了头，就不希望最后变成没头没尾的事情。刚开始定的是写到中国疫情结束，后来中国疫情结束后世界疫情大暴发，世界疫情我不大可能每天去写，所以就迅速从日记转成了周记。
网友也挺想了解像我这样的人每天生活是怎么过的，我就把自己的读书、自己的思考、包括看什么电影，都记录一下。
这样就变成了中国十四亿人中的一个个体对于疫情这样一个事件自己的眼光的记录，一定程度上未来它也会变成一个文史资料。
“老俞日记”现在肯定不会出书，因为记录这个东西最初也不是为了出书。
返回自身，反思生命的意义
这次疫情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原来一心地、不加疑问地扑在自己的事业上，全力以赴地要把新东方几百万学生服务好，同时现在还能够为上百万农村地区和山区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我觉得已经自足了，找到人生的意义了。
但是这次疫情期间，我看到无辜的生命一个一个逝去，到最后真是感觉到人生苦短。
其实有一个思考的核心点是，除了能做的这些事情，还得返回到自身来，对自身的生命在未来的岁月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交代。这个交代包括我给自己未来定了20年的有效时间。
人是一定会走向衰退，而且我们要为年轻人让路。人生最精彩的时光就是那么几十年。我有一个判断标准是：自己活得很好，不仅是不变成别人的负担，还能为别人提供服务。至少能为自己的家人提供服务，当然更多的是能为社会提供服务。这就是在社会上有价值的证明。
我很佩服我的老师许渊冲先生，上个礼拜100岁生日，他现在每天还能翻译大概2000字左右的作品。他已经翻译了168本书了，思路还那么清晰。我觉得他这样活着很好，依然在为社会作贡献。我们去看他，他还能把唐诗宋词背一堆，这是天赋。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我认真思考了两个核心点：
第一，人的生命按照通常的说法，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到，你是不知道的。
第二，要在某种意义上过一个自足的生命，这是个体对于自己生命重要的追求。反过来就要问自己活下去的前提是，除了对社会有意义，愿意为社会做贡献这种放大的意义之外，自己个人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状态？
在疫情期间，我思考了很多。
第一，肯定是要让自己的生命要变得更加愉悦和自足。
怎样愉悦和自足，是去进入禅的境界研究佛教，还是像徐霞客那样四处游历，或者是去研究科学和历史？我觉得，总要寻求一个我愿意为它献身、愿意为它花时间又给我本人带来生命自足性的东西。
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我原来完全是外在的希望去为社会做事情，现在回到了怎么样涵养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我不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贡献人物被其他人作为参照，而是希望作为一个生命自足的人让其他人作为参照。这也许是更加好的定位。
同时，怎么样去为社会做点事情，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包括钱怎么花才是既能满足社会意义又能满足自身生命自足的状态。
疫情后的大方向在哪里？
我非常坚信，但没有办法清晰地去意识到或者条分缕析地分析的一件事情是，疫情真的会改变中国，也会改变世界。
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怎么去适应；怎么在改变的过程中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和贡献。这是每天必须要去思考，但肯定没有结论的东西。因为每天的情况都在改变。
最近企业家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未来的大方向，这个决定了企业往哪个方向走。昨天我在新东方开的管理大会题目就是《在不确定的阶段，怎么去做我们能够确定做了不过时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的“退”与新东方的“进”
前一阶段外面在讨论我退休的话题，其实我不是那样说的。
我说的是，由于我要回归于自己，所以我希望把新东方一些琐碎的管理不断地交给更加年轻的一代。而我自己在战略上或者长久的发展方向上可以把把关；新东方需要我露面的时候，我也可以露露面。
我更多的时间就会去支持贫困地区和山区孩子的教育，同时会做一些游山玩水的事情。
我曾经想过要用四年时间走遍中国的100座名山。这个名山不是喜马拉雅山也不是梅里雪山，而是带有文化氛围的那种山，每一座山都是一段文化故事。
我可以用直播的方式，甚至可以跟高山书院合作。这种方式，在自己游山玩水的同时，无意中也在丰富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科学观世界」现场，文厨（左）、俞敏洪（中）、施展（右）合影
对于我来说，“退”实际上是新东方的“进”；我退，年轻一代就更加地往前进，更加有科技水平和教育情怀的一代会往前进。我的“退”实际上也给了自己，甚至也给过去这么多年积累的心情和感悟一个更大的施展场所。
做一些满足自己感受，又能满足一定社会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我能做很多。
*以上根据2020年4月27日高山书院与GMIC在线联合举办的特别对话栏目「三缺一·科学观世界」中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的分享整理而成。
热爱科学的人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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